公元1572年6月的一天，皇帝召见群臣，宣布圣旨。高拱很高兴，他认为肯定是皇帝同意了他的意见，驱逐冯保。不料，太监宣读圣旨说，高拱专权擅政，危害朝廷，免去一切职务，即日起回老家居住，不准留在京城。
高拱毫无思想准备，如雷轰顶，面同死灰，汗如雨下，趴在地上起不来了。张居正上前把他扶了起来。满朝文武也都十分惊愕，面面相觑。
驱高事件距离隆庆驾崩才二十天时间，离万历登基只有七天，朝野震动很大。此后，高拱在老家闲居，六年后病逝，享年六十六岁。
高拱在临终前，写了《病榻遗言》，记述张居正勾结冯保夺取首辅的过程，把张居正写成了阴险毒辣的小人，发泄了对张居正的仇恨。
万历皇帝在张居正死后，为了对他进行清算，恢复了高拱的官职，追赠他为太师。《病榻遗言》被刊印，广泛流传，对张居正的名誉造成了极大影响。
其实，张居正固然在驱高事件中起了作用，但并非主谋，而且后来冯保想要谋害高拱的性命，被张居正劝阻了。张居正救过高拱性命，只是高拱并不知情。
另一位顾命大臣高仪，是高拱推荐的，两人关系密切。高仪受到驱高事件惊吓，很快得病死了。这样，三位顾命大臣，就只剩下张居正一人了。
张居正、冯保都是李太后信任的人，张居正担任了首辅大臣，处理朝政，主外；冯保负责司礼监，主内；李太后则控制大局，为他俩撑腰。这样，三个人组成了政治上的铁三角。所幸运的是，三人都是忠心为国，配合默契，关系融洽，共同开创了万历前期的兴旺局面。
李太后十分器重张居正，不仅让他主理朝政，还要求他当好小皇帝的老师，对小皇帝严加管教。张居正不负重托，尽心竭力地教导小皇帝，一心想把小皇帝培养成明君。
张居正给万历制定了严格的学习制度，近似于苛刻。小皇帝每天凌晨起床，背诵诗文，太阳刚出，就要到文华殿听老师讲课，下午再读经史。每天安排得满满当当，并且天天如此，即便是隆冬盛暑，也从不间断。每月的逢三、六、九之日，还要参加朝堂会议，学习理政。
不仅如此，小皇帝每天晚上疲惫不堪地回到宫中，李太后还要加小灶，让他把白天学习的东西再复习一遍。李太后管教儿子特别上心，每天五更，准时叫醒儿子，监督他背诵诗文，吃过早饭后，亲自送他去文华殿上课。
一个十多岁的孩子，正是活泼爱玩的年龄，如此重的学习负担和压力，显然不利于他的健康成长。可惜，古代的人们不懂得这个道理。
张居正不仅严格管理小皇帝的学习，对他的言行也严厉管教，稍有错误，就厉声责备。李太后为了树立张居正的师威，当儿子有错的时候，经常吓唬他说：“如果让张先生知道了，看怎么教训你。”因此，小皇帝既畏怕母亲，也畏怕张居正。不过，物极必反，万历逐渐长大以后，便开始反感了。
李太后还让冯保监督万历的日常行动。有一次，冯保见万历与小太监孙海等人玩耍，立刻制止，并对孙海等人施以杖刑。所以，万历小皇帝也畏怕冯保。
万历长大以后，李太后、张居正对他的管教仍不放松。万历十八岁那年，有一次醉酒调戏宫女，冯保马上报告了李太后和张居正。张居正引经据典，严厉指责万历不能迷恋酒色，并替他起草了“罪已诏”。李太后则干脆施以体罚，令万历在慈宁宫长跪了三个时辰。万历皇帝只得痛哭流涕地承认错误，但在心里却恨上了张居正和冯保。后来，张居正死后得到清算，而冯保活着的时候就被流放了。
万历成年以后，仍然十分畏怕母亲。万历的长子朱常洛，是宫女生的，因而万历不想立他为太子。有一次，李太后问起立太子之事，万历忘记了母亲的忌讳，不屑地说：“他是宫女生的，怎么能当太子呢？”
李太后一听，勃然大怒，指着万历的鼻子大骂：“你也是宫女生的，怎么能当天子？”万历这才想起母亲也是宫女出身，恐慌不安，立即下跪请罪。结果被母亲痛骂一顿，后来只好立朱常洛为太子。
李太后、张居正对万历严格管教，出发点是好的，但方式不当，造成万历皇帝产生了叛逆，性格有些扭曲，结果事与愿违。万历皇帝不仅没有成为明君，反而成为昏君，葬送了大明江山。
在万历前期，实际上主持朝政的，是首辅大臣张居正，张居正被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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